唐松;孙铮;

• 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摘要(Abstract)：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关键词(KeyWords)： 高管薪酬;政治关联;经营绩效;公司治理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372042;71172141和71372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2JJD790033);; 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四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作者(Author): 唐松;孙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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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744/j.cnki.11-1235/f.2014.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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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他们的论文中,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 2 Core等(1999)指出,采用预测的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绩效进行回归,其好处在于可以更直接地检验某些因素(如他们论文中的公司治理因素,本文中的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的经济后果,从而区分这些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内在作用机制。另外,由于采用的是预测的超额薪酬,即该部分薪酬是控制了相关经济因素之后的薪酬,从而可以减少变量的计量误差。
• 3 ROA的定义同上;ROE等于公司的净利润除以平均的股东权益。
• 4 Excess PC的标准差0.0027由描述性统计得到,ROA下降值-0.3%=0.0027×(-1.072),ROE下降值-0.6%=0.0027×(-2.027)。未来两、三年的平均绩效变化程度也可依此类推。
• 5 Excess PC的标准差0.0033由描述性统计得到,ROA上升值0.5%=0.0033×1.656,ROE上升值1.0%=0.003×3.067。未来两年、三年的平均绩效变化程度也可依此类推。
• 6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过度薪酬(overpaid compensation)与超额薪酬(excess compensation)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指薪酬水平中没有被基本的经济因素和治理因素所解释的剩余部分,并不一定是过度的。这里,我们经过验证这部分超额薪酬与未来经营绩效负相关,因而可以说是“过度的薪酬”。
• 7 我们根据各省级政府干预程度的各年排名情况,排名在前15位的地区为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其余则为政府干预较弱的地区。另外,樊纲等(2011)发布的政府干预指数,只截止至2009年。而由于各地区制度环境的排序在各年之间变化不大,我们以2009的排名作为2010年和2011年的替代。
• 8 这些变量的定义同上。
• 9 为节省篇幅,表7只列示了以ROA衡量业绩的回归结果。以ROE衡量业绩的结果类似。
• 10 需要说明的是,陈冬华等(2011)的研究表明,高管可以通过向职工支付较高的工资来建立政治利益的同盟。同理,有政治关联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为了和其他高管成员建立政治同盟,减少个人获取较高薪酬的阻力,他们也可能向其他高管支付较高的薪酬。实际上,据我们的统计,2005~2011年的总经理薪酬与公司薪酬最高的前3名高管薪酬的平均数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26(其中国有企业样本的相关系数为0.930,非国有企业样本则为0.921)。因此,采用“薪酬最高的前3名高管的平均薪酬”作为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是可行的。并且考虑到采用薪酬最高的前3名高管的薪酬平均数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从2001年开始),从而提高模型的检验效力和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在主要结果中采用这一指标。
• 同样地,为节省篇幅,表9只列示了以ROA衡量业绩的回归结果。以ROE衡量业绩的结果类似。